乍暖还寒

     故事很短，但调子逼仄，乖张却极力掩饰的情绪，让人有时需要稍稍深吸一口气才愿意继续往下读，所以即使是短短三万字，也没能一口气顺当地读完。一个急吼吼想要挣脱现状的“我”的生活被青山七惠小姐铺陈开来，左右摇摆不定的文字里诉说着一种在青春期或是成人世界里都无法见到的忙乱和慌张，一种处于中间状态的举棋不定：已经过了不经事的年纪，退不回安全一侧，即那个有着爸爸、妈妈、老师和学校的世界，却也找不到通往另一侧的路径，通往那个住着“妖娆的”、“一言一语、一颦一笑，都作为‘女人’的楷模”以至于可以“沉淀到我身体的深处”的阿姐的成人世界。在别人看来，那不过是轻描淡写的少女心绪，可落到自己身上，却又是性命攸关的成长抉择，仿佛非经此一役少女便无以蜕茧成蝶，甚至可能就此以某种形式颓败。近在咫尺的窗户和毫无掩饰的薄墙于是成为了“我”的一种介质，藉由它们，“我”的孤独和迷茫得以被放大，并终于与那个外部的、自己以外的世界相勾连。或如人们所说，微不足道的小事带有重大意义的情况也并非没有，成长的痛和喜悦终究是每一个人自己的事。《窗灯》的整个故事都是“我”的事，而不是阿姐、阿姐的老先生，或者是其他什么人的事。

“他在沉默，沉默得像海里的大牡蛎。他潜入自身之中，紧紧关上门，在认真思考什么。”村上春树的语言，一直被我用来描述生命的某些阶段：无法言说，不能交流，沉溺于自身，于是唯有可能通过理解那个渺小而脆弱的自己来理解整个世界，并与之和解。“说到底，我最想要看到的，或许并不是人们平平淡淡的日常生活，而是潜藏在淡漠表情下的矛盾、欲望、因悲伤而扭曲变形的丑陋面孔吧。”当然如此，因为如非如此，“我”便无法认同无措的、几近扭曲的自己与那些城市里男男女女的面孔。而“我曾经以为只要跟在她身边，总有一天，她的想法就会如同我自己的想法一样，自然而然地就能理解了……尽管如此，为什么我就无论经过多久也弄不懂阿姐呢？”自然。因为彼时的“我”依然只是作为一个“小绿藻”而存在着，而非任何其他与阿姐一样的人。在这里，青山七惠小姐写的是一个不愿继续以现在的“我”的状态生存的少女的焦躁与无能为力。脏兮兮的楼宇、芸芸众生的群体、阿姐数不清的男人、永不中顿的噪音、高潮与伪高潮、挤得寸步难移的车列、野心与失望、焦躁与亢奋——其中有无数选择无数可能，但同时又是零。作为“小绿藻”的“我”，看似与阿姐分享这一切，其实却不拥有任何语言。

“我”的纠结，仿佛被夹在此侧的“我”和彼侧的“我”之间的厚玻璃之中，每一个最细微的心绪都因为孤独的绵延而被无限放大。尽管如此，窗灯仍然仅仅是“我”一个人的窗灯，是唯我一人能读懂的窗灯，是只向我一个人发出呼唤的窗灯。那是另一个介质，不同于伸手可及的窗。那是一个假设、一个暂定。而在某种意义上，那是“我”急吼吼地寻找一种方式与那个绮丽的成人世界对话的一个“关键”，“我”要抓住这个“关键”以稳定自己，让“我”能够不至于遁入只有自己的空间。归根结底，“窗灯”这一词语，既没有含义又无所谓形式，好比一个概念性符号——它是“我”寻找的一根稻草。

但“窗灯”的微妙之处在于它不是一个单项的、封闭的介质，而是一种开放的、可以被反观的物质，于是它就预示着某种突破的可能性，即在小说的结尾，我终于由那个反射回来的目光，找到了自己的存在。无论如何，对“我”来说，那道反观的目光是个小小的转折期，无论它射向的是谁，它都促使了一个闷在家里不声不响的少女开始睁眼看外面的世界，于是少女突然发现，世界同样需要自己的被关注。于是，它就成为了一个象征性事件。“我也曾经这样窥视过吧。而且也曾像这样地被看过吧。”于是，我终于不再觉得孤独而渺小。“这么一想象，我忍不住轻声笑了出来。”解脱？或许，那要看青山七惠小姐的故事了。

对你和我而言，我们顺从，

我们共享希望和

冬天；

而我们受了创伤——不仅被

致命的敌人

并且被致命的朋友，

然而面包不见得变得更味美，

我的书也是一样：

我们活着，

补足痛苦所需要的统计表，

我们继续去爱爱情，

用我们愚钝的方法

我们埋葬说谎者并且活在

诚实的人当中。

                ——巴贝洛·聂鲁达《船歌是终》片段。陈黎，张芬龄译

 

 

一直为两则广告所引发的主体的思考所困扰，也深深吸引。这周反复阅读了彼得·毕尔格《主体的退隐》一书，通过对从蒙田到罗兰巴特这段历史时期内主体的不同范式和变迁的历史性追述，毕尔格对主体之生、死的意象进行了一次具有内在逻辑且有他自己学术构想的梳理和阐释，给我的思考提供了不少资源。

如果将蒙田、笛卡尔、帕斯卡尔三者视为上帝终结、现代理性开端处的三种最主要的主体范式，那这一事实本身似乎就暗示了主体性这一概念在不同维度之间的内在矛盾以及由之可预见的内在丰富性。然而，事实的发展却是，蒙田的经验自我、帕斯卡尔的自我消遣，在随后由启蒙运动加速的科学/工业/资本的发展中完全地被压制在了笛卡尔的理性主体下，慢慢地，退变成为一种似乎仅供学者、文人专有的，用于证明自身合理性、为自己的他者化进行辩解的精神资源。卢梭通过忏悔其实将自己置于在人群之上、波德莱尔通过花花公子的形象将自我他者化、萨特被自身“写作的欲望牢牢拽住”、“写作的欲望就是对确定性的欲望”，无一例外地印证了西方文明的语言逻各斯中心，而发展到极致的是对于利奥塔等结构主义者而言，“语言是第一位的，主体不过是在语言中预留了一个位置，这个位置可以由言说者占据。”

与之对应的另一个发展方向，即以帕斯卡尔的“大消遣”为信条的对于现代理性在宗教终结后的脆弱本质反思，却似乎又催生了唯美主义、超现实主义、后现代主义等对于此刻的、片段的、瞬间的顶礼膜拜，然而，在肢解了时间以后，这些“主义”却又毫无悬念地落入了虚无主义的无力中：或者是回归宗教/准宗教的模式，或放弃成为一种大众主张，遂而流于精英的、局促的自我表演。

上帝的退隐处诞生的现代主体预示了它以复杂的形式出现，然而以经验自我开启世界的主体范式却轻易地被言说建构的自我所取消，似乎，能够依靠自我感知而经验世界的主体几乎从来就已经缺席。经验自我的死亡，一方面赋予理性的我以绝对他者的、不容挑战的主导位置，进而合法化了功利主义；另一方面，它又将言说的我从没有赋予他存在的构架中解放了出来，某种程度上催生了虚无主义，而这两者，都是现代性的重大危机。

毕尔格通过他的追述想要证明的是，言说“主体”时的困难重重，在西方主流的叙事中，似乎从一开始就已经无可避免，或者说，无力避免。究其原因，恐怕部分在于，这种文明，无论何时都难以彻底回避上帝的痕迹。“我们不再与上帝抗争，而是与它的影子，同死掉的上帝的那个空白抗争。”而主体，作为徘徊在自我与上帝间的一种尝试，其实一开始就是一个悬置了确定性的概念，始终处于辩证的，因而也是暧昧的境况中，不得不时刻严守对抗的姿态以论争自身的合法。这种主客观的辩证，植根在欧洲文明的血液里，用毕尔格并没有处理的黑格尔的语言来说：自我的和对象的两个自我意识，彼此间都只能通过生死的斗争来证明它的存在。而主客体的生死斗争，即使到了梅洛·庞蒂，西方哲学重新有了呼唤“整体的自我”的觉悟，在蒙田、狄德罗这里的对于疾病、疼痛的叙述，被梅洛·庞蒂“回到身体”、“回归事物身”的口号所吸收，进而重新开启西方哲学感知身体的大门之时，依然只是诸多可能性中的一种，时至今日尚不能作为主流。

这即是西方宗教文明背景的优势，恐怕也是他们的劣势和局限所在。

从同被边缘化的两种主体范式的数百年的纠缠不清的纷争中，看得比较清楚地是：第一，由笛卡尔设计的确定性主体的形成史虽然为人类科学/技术地占有自然奠定了基础，但是被笛卡尔从自身中分离出去的感性因素，却并没有轻而易举地消失，它仍然存活着，而且是以厌倦和永不止息而迷茫的渴望形式出现：无论是卢梭、波德莱尔，还是萨特、罗兰巴特，都构成了这种感知的、经验的“主体在场”的变奏。第二，虽然主体在理性地经历了死亡以后依然“在场”，但却已经不再作为人的内在自我与外在世界的关系秩序上的一个理所当然的沟通机制存在，而是一套矛盾重重甚至内部散架的成规。而这套成规的内在矛盾，正是现代主体性的危机所在，也是使得它最终经历“退隐”的原因所在。

然而，毕尔格的学术规划并没有就此打住，因为如此的梳理，至多只是借助“主体”的概念对于欧洲启蒙后思想进行清算的一个变调，没有太多的独创性可言，而《主体的退隐》的最大价值，在我看来，其实在于它对于欧洲主流思想之外的另类的主体范式的叙述，即，对于主流叙事中“不在场”的女性的“另一种主体性历史”的挖掘。

卡瓦雷洛笔下希腊女性帕涅罗珀，以空洞的、虚度的时光颠覆男性分派给她的角色，在 “自己的时间”中纯粹地感知自己的生活延续，以自己的历史对生产逻辑提出质疑；

路易十四时代的塞维涅夫人，在对另一个女性（女儿）的近乎虔诚与神圣的爱中，开拓了世界空间，因为德·塞维涅夫人知道，她的自我在对其女的爱中是安全的，所以她能够对世界敞开心扉；

18世纪，伊莎贝尔·德·夏利埃则以在家庭生活中经验到的“应该稍稍走出自我”的哲学思想，回应了以她的男性友人贡斯当为代表的“固守着自己，除了专注自我外，再无法关注其他”的现代主体，而这种回应，其实也是对帕斯卡尔以来的主流的“虚无的世界”和“消遣的自我”的一种积极应对。

这些另类但又不容忽视的生存状态及自我认知，似乎是以散落的但却耀眼的女性主体的碎片来对抗男性主体性的历史叙事，而某种情况下，当男性主体性的叙事遭遇虚无主义或功利主义的危机之时，她们的主体范式却提供了一种实践上的积极应对的可能。因此，这种被主流的历史叙事者排除在外的女性主体，虽然还都处在象征性的“性别秩序”之中（克劳迪娅·洪艾格），但随着主体性场域的打开，欧洲中心主义危机及全球化多元生存的必然，必定会成为一种更为重要的思想资源。

重新回到开头所说的那两个广告，更新自己的认识：

首先，并不存在想当然的人文向度上的主体，和消费意义上的主体之分，主体性的暧昧性决定了这样的区分没有很大的价值，因为它们同时处在主体的两个内在维度之上。

第二，如果一定要用“主体”这个概念去理解这样的广告，则必须挖掘普遍意义上的主体危机与特殊个人之间的张力和可能性，即，必须以特殊的方式对普遍性的消费结构提出具体的质疑，以特殊性来超越普遍性似乎不容质疑的结构。而这种特殊性，又必然不能是消解和虚无。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如果使得特殊的主体范式可以被普遍认可？

第四，如果主体范式已无力解释其中的困扰，是否还有别的思路，视觉文化的研究中还有怎样的资源可以吸收？

导师大人原来较真了，虽然这让我和马达有些些的茫然。我们是两个不出息的孩子，只会消极抵抗。看来得打起精神，斗争到底了，而且，要在体制内。

直面社会。小破说：你们的生态比较恶劣。

对啊，是啊。

Anyway，碰到这样的导师——转发份阅读材料还专门提醒要发给已经在北京工作的师兄、印本书都特意提醒要给没来的师姐带一份——我们几个到底都是幸运儿。

何德何能。诚惶诚恐。

暑假得好好学习。

以上。

感慨完毕，继续复习该死的英语翻译。

每个礼拜上课都反复被强调的“大局观”，这周在都陪炎老师的课上找到了两个注脚。

第一句是普京反思戈尔巴乔夫功过时说的。

“谁不为苏联解体感到惋惜的，谁就是没有良心。”

“谁想恢复过去的苏联，谁就是没有头脑。”

说的是，如何正确对待历史。

第二句据说是民间智慧，邓小平在公开场合提过。

“反周民必反。”

“反毛国必乱。”

所以，在应对法拉奇的蓄意刁钻时，能做出那样的应对。

是大智慧，真叫大局观。

从来没有上过这样的公选课，讲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竟然每堂课结束，都能让全教室鼓掌，整整三个学院的研究生，一百多人的大教室。每次如此。

这课，事后也是会让人怀念的。

尤其像我这样，常常上课要走神的人。估计以后会有些小小的后悔。

我于是更佩服77届的人了。

才叫：知识分子。

马达看了以后说，才叫：大学。

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