乍暖还寒

导师大人原来较真了，虽然这让我和马达有些些的茫然。我们是两个不出息的孩子，只会消极抵抗。看来得打起精神，斗争到底了，而且，要在体制内。

直面社会。小破说：你们的生态比较恶劣。

对啊，是啊。

Anyway，碰到这样的导师——转发份阅读材料还专门提醒要发给已经在北京工作的师兄、印本书都特意提醒要给没来的师姐带一份——我们几个到底都是幸运儿。

何德何能。诚惶诚恐。

暑假得好好学习。

以上。

感慨完毕，继续复习该死的英语翻译。

前两天，我天天想着，要是我会飞就好了。一要出门就想飞。

后来比较实际地想想，我要是有架飞机就好了。

再不行，有个司机也行。

可是，我连一辆破自行车都没有哪。

我只有一双脚。

于是我想，要是我会“乾坤大挪移”就好了。

妈妈呀，那是所有武功里，这是让我最心仪的。

而且，还不用怕原油上涨。

于是我天天诅咒出租车涨价。

凭什么麻辣烫都涨价出租车还不涨啊？

吃得起麻辣烫的人又坐不起出租车。我就坐不起。

坐不起出租车的人还不会飞，也不会乾坤大挪移。

真是不公平。

“突然，就被击中了”是陈丹燕在《木已成舟》里的一小专栏。我喜欢这个“突然”，和它后面的这个逗号。那是还没有缓过神的震惊。

前天，在电视里看上海电影节的开幕式。红毯上、大殿里，前前后后几百个红男绿女，盛装艳服，华丽过场。唯有一个女人，让我那一瞬间，有突然，被击中的感觉。而且，惊艳了好久，奉为女神。

我找了很久都没有找到她的照片，于是只有贴上这张，她和她夫君的合影。她夫君安东尼·明格拉，是原定的今年电影节的评委会主席，却在早几个月过世了。夫人是来代替她夫君领取终身成就奖，并代为发言的，用一口不算标准，却如此柔软的中文。即便内容如此普通，也能有这样的魔力，让全场短短几分钟内，鼓了七次掌。

后来，突然，我就很想知道：这位先生，在生前，是否曾经哪怕只有一次，背叛过他美丽温柔灵异的妻子呢？

每个礼拜上课都反复被强调的“大局观”，这周在都陪炎老师的课上找到了两个注脚。

第一句是普京反思戈尔巴乔夫功过时说的。

“谁不为苏联解体感到惋惜的，谁就是没有良心。”

“谁想恢复过去的苏联，谁就是没有头脑。”

说的是，如何正确对待历史。

第二句据说是民间智慧，邓小平在公开场合提过。

“反周民必反。”

“反毛国必乱。”

所以，在应对法拉奇的蓄意刁钻时，能做出那样的应对。

是大智慧，真叫大局观。

从来没有上过这样的公选课，讲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竟然每堂课结束，都能让全教室鼓掌，整整三个学院的研究生，一百多人的大教室。每次如此。

这课，事后也是会让人怀念的。

尤其像我这样，常常上课要走神的人。估计以后会有些小小的后悔。

我于是更佩服77届的人了。

才叫：知识分子。

马达看了以后说，才叫：大学。

是。

豆瓣上，我只给了它三分。

打分总是一件很情绪化的事情，三分，可能因为它只是刺痛了你。当然，你也可能因为同样的理由给它五分。

摄影师出生的顾长卫，其实更像是在做一部纪录片：单一的时间叙述线，空间化的情节结构，平静的画面语言。故事的编辑不落的痕迹，仿佛只是以悲悯的情怀，散文的笔调，完成了一场苍凉的历史回忆。

顾长卫说，那是九二年的春节。

现在回头看那应该是一个“落幕、幕启之间匿名的时段”、一个每个人都必须去经历，却无人有能力去抗争，更多人不知道该往何处去的时代。有些人觉醒了，成为了后来经济改革的中流砥柱；有些人沉沦了，困顿于对过去激情的无限追思；而更多人迷茫，于是在碌碌无为中等待又一个时代的大变迁的到来。

九十年代最初几年的中国，经历了前十年的激情昂扬，又遭遇了那场决口不提的浩劫之后，突然跌入一片苍白的窒息与失语之中。撇开政治的话语、革命的挫败，那都是一个让每一个曾经有过理想的人都深深无力的时段：那以前的青年，如果还能凭借着身上沾染的文艺气息幻想着指点江山的那一刻，那以后，这样的气息就成了残存在他们身上的幽灵，甩不掉又用不着，变成了让其他人不舒服的异物，卡在时代的喉咙里。

在那场血雨腥风里消磨殆尽的，不仅仅是理想主义者的海市蜃楼，还有整个社会精神准则。而王彩玲，黄四宝、以及所有这些曾经有志于艺术的人，终于都在这场“等待戈多”的朝圣之旅中，一个接着一个地，选择了放弃，为时代所裹挟而去，最终消失在人群之中。

世界，从那时起，从来都是如此。

直至今日。

或许，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每一个但凡兜里还踹着那么一点叫“理想”的男人女人，都无一例外地被这个片子刺痛的原因了。

语言：作为认同的存在

安德森在《想象的共同体》中反复强调了语言对于民族认同形成的重要性：语言决定了统一的交流与传播的领域，而最终也成为一种权利的象征，强制地内化为个人的心里认同，这种认同，远较于户籍、住地等名义，更能激发人的归属。导演在电影中固执地使用包头方言演绎这个故事，其内涵，必定包含着对这种“异质”的认同的本能的观察与某种程度的悲悯。

与王彩玲、黄四宝方言对照的，是北京大城市里人的普通话，以及歌剧中的代表异域空间，王彩玲以之为自我定义的意大利语。虽然顾长卫并不激烈到对此进行浓墨重彩地对比性表现，但仅有的几个场景，还是让人感受到了语言认同的威慑。于是残酷的现实世界是：王彩玲不得不在自己学习意大利，梦想着有朝一日可以在巴黎歌剧院演出的同时，用其方言在城市中奔走，托人办事，求找工作。

在这里，导演展现的是一个尊严严守者不为世人认知的诉求。

视角：作为上帝的眼睛

“看不见”和“看得见”作为一种文化的隐喻，揭示了现实生活中诸多被制度性忽视的个体的存在，当我们把眼光从种族文化背景扩展到当代文化现实就可以清晰地发现，在我们的周遭，的确存在着一些处处竭尽所能要求被看见，但同时却又因为一些制度的、非个人的原因，而始终不为世人所见的生命存在。退回到九零年代初的中国，王彩玲、黄四宝，就他们所向往的北京的视角看去，分明就是一种看不见的存在，与才能无关。

为了展现这种由社会结构变迁所带来的视而不见，使这些不可见变得可见，导演几乎动用了全知全能的上帝的俯视视角，展现他对这些“看不见”的存在的关切。以至于俯视，在现代电影中一般不会用得如此频繁的视角，在立春之中如此频繁地被运用。

从出场，到最后的悲情的结束，王彩玲的几乎每一次社会关系的发生，都处在俯视镜头的统摄下，与黄四宝、与周瑜、与舞蹈家甚至与患了“癌症”的女青年，每一次的俯视，都是一个悲悯的存在。

空间：作为复调的叙事

顾长卫似乎不迷恋于权利景观的构建，也无意于挤进视觉的浪潮中追求快感体验，他对展现社会变迁中光怪陆离的存在更无猎奇之心：这样反倒能转而以平静的方式对普通人生进行视觉的空间建构。“家”与“单位”，在九零年初的中国，作为生命体私人空间与社会空间的仅有的物质载体，在《立春》中的反复表现，并由此带来的说服力，成为文明的大裂变中生命动态的核心意象。与贾樟柯等人不同的是，顾长卫显然对营造大城市的气氛没有兴趣：城市的纷繁复杂，抑或是光鲜亮丽，都是导演无意于着力表现的，顾长卫更擅长也更愿意的是在对封闭狭窄的空间描绘中表现人的精神状态。

以片中王彩玲仅有的两次“进京”为例：城市的街道、人流、建筑完全在导演的视线之外，相反，他将目光投降了与小城市毫无差异的逼仄的住间、开场的幽暗的剧院、回字结构封闭的学校上。而前后两者的高度同质，似乎就构成了王彩玲命运的某种复调演绎。

比较王彩玲在包头小县城与北京大城市中两处住家空间：在对比下几乎同质的幽暗空间中，个体在瞬间的无奈与落魄被以变奏的方式不断地体现。其中，无论是与黄四宝的相遇相识、与舞蹈家的结怨，还是与患“癌症”的女青年的交恶，王彩玲的际遇，几乎就如同承载她生命的住家一样，反复而毫无进展，甚至一次次地陷入绝望。现代人常用一个词形容异常的人间世态，“变动之世”，在户籍制度刚刚开始松动的九零年代，蠢蠢欲动的年轻人，抱着仅存的理想主动地踏上寻找新的生存空间的路途，然而，在这场“出逃”之中，导演展现给我们的，却是毫无二致的绝望。

单位的演绎亦是如此：九零年代初的中国，不存在现代所谓的消费性、景观性的社会场所，“家”与“单位”，几乎就是一个人全部的生活空间，在电影中，以教音乐为生的“王老师”的社会空间，于是只剩下了学校一处，而无数个同机位拍摄的环境镜头中，我们可以看到，在北京几乎代表她全部社会生活、社会关系的“单位”，也与包头的小学校是完全一样：以俯视的视角拍出的回字形的空间结构暗示着一种典型的社会禁锢，而作为既无户口，又无关系的王老师，其出逃后的回归，也是显而易见，从一开始就已经预设的。

希望迟迟不来，苦了等待的人。戈多的命运讽刺地在王彩玲身上上演，只有她毫无厌倦。

广场：作为象征的寓意

 

天安门作为北京的象征，在影片中，既是符号化的存在，也是意义的场所载体，王彩玲的生命的两次角色定位，都是发生在广场上发生的。

第一次，满腹心绪的她，虽然来到心向往之的广场，却是被一道横栏所阻挡，那应该是八九是以后，天安门戒备森严。镜头中的她透过隔阂的栏杆，远望树立的天安门城楼：这座城市，这个国家，此刻与那远远在上的主席，都是咫尺天涯。

与之相对应的是在片尾，她第二次走上广场，带着她领养的二岁的女儿，再次进入广场，此时，离那场骇人的风波已经过去3年多了，广场上有了人的生气，她与天安门也没有了横栏的阻隔。但是，从她平静的观物中，我们还是可以隐隐感觉到某种依旧遥远的距离，然而，这种距离因为有了第三者——即女儿的出现，变得柔和，甚至被坦然地接受了。

最终，王彩玲是以在广场上以做梦的方式，憧憬了自己终于站在了交响乐的舞台上，演绎着她的歌剧，受众人瞩目。这场彻底乌托邦的梦想开始，也就意味着她与现实的彻底妥协。

至此，王彩玲与天安门以及天安门所表征的理想、权利、追求，完成了某种程度上的终极对话，这种对话，以王彩玲的平静的放弃的姿态得以终结。

我很本能地想要在影片中寻找一些更加积极、更加有现实价值的东西，或者更加顽强的东西，可惜，立春几乎不曾展示给我。除了那个自毁的舞蹈家，最后脚尖上的舞步。

比起王彩玲，我实在更喜欢那个舞蹈家。整个影片中，只有他，让我看到了某种纯粹的、彻底的坚持的力量。虽然更像是自我毁灭。

但即便如此，作为一场文化的反思和对现实的反弹，《立春》应该也算够丰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