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那个时候 - [【此外】]

    2008-0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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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访完了,顺便聊聊天,一个很久不见的朋友,未必那么熟悉,知遇而已。突然就说出了些平时很少说的话,那些曾经藏得很深的,让我深深不安的感受,以及现在的欣然接受。还记得大三第一次遇到,在辛巴的一次几个小时的长聊,让我觉得自己的人生瞬间空白了,诚惶诚恐。而现在一晃又是几年,那样地往前看,人生依旧还是一片空白。只是,震惊也凉了,惭愧也惯了,日子就这么过来了,无惊无险。或许是长大,或许是老去。

    承不承认都是事实,我不是个抗压能力很强的人,很弱,应该说,也不擅于分析事情的轻重缓急,更不擅于规划自己的人生,所以常常要在一段时间把自己弄得心力憔悴,一团糟,然后后悔不已,就像前两天晚上睡不着,睡着了很早醒来,满脑子是来不及了怎么办的焦虑。这个我虽然想改,但不得不在很长时间陪伴着我的自己,现在渐渐让我默然,我似乎无力驱赶,似乎开始为她着迷。无论如何,那么多年的折磨至少让我明白一点,日子总是要过去的:快乐的,紧张的。

    或许,我永远学不会那么样的生活了,我想,从来就没有那样的缘分。不会像大三的那个晚上,回到寝室,热血沸腾,发誓要如何如何。人终需要认清自己,做回自己,这样世界才更有意思。那些别人的生活,只能留着给喜欢它的人过,而自己,在未来长长的路上,只能和自己的样子牵手相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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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天,忙着忙着,突然就做了些很重要的事情,至少自己是这么以为的。比如,突然想起来要去寻找好像丢了不少日子的自己。不折腾,不起哄,安安静静,简简单单。安静永远都是一种力量,在最软弱、最疲惫的时候,塞一个靠垫给你。 因为地震反思自己的生活,如同很多人一样。我们感同身受,因为我们同样软弱,也因为我们知道自己应该坚强。那一天,坐在摇晃的车厢里恶心到吐的时候,下了车在路边站了20分钟不知道怎么回家的时候,满脑子想到的,能够激励自己的,竟然是地震后被压在石板下又重新获救的人,和那些为了救人几天几夜没有睡觉和吃饭的军人。比起他们,我们的疼痛和难受,已经显得太矫情。这是第一次,我感受到他们赋予我们的勇气和力量,虽然似乎微不足道。 这个民族在灾难面前表现的惊人的团结,让我震惊。也让我有些担心。现在还不愿意多说什么,慢慢地看着。 下午去看了两个纪录片,郭静,柯丁丁的《2006,关于我的朋友》,黎小锋,贾恺《我最后的秘密》。 2006,关于我的朋友》:给我启发是片中空间意象在叙事中的作用。直接电影的原则是真实记录,排除任何的叙事性安排,那么当语言叙事被拆散成碎片之后,空间意象的运用似乎可以为叙事结构提供一种策略。里面的那对爸爸妈妈,像极了我的爸爸妈妈。一个现实的、任劳不任怨的、善良、要人关心又不肯明说的典型中年上海妇女,和一个沾点文人气在现代社会不知道怎么生存的,家庭责任感又不怎么强的上海男人。男女主角,片子的败笔,启发是:受过高等教育的新时代青年,实在不适合作为直接电影的主角,潜意识的自我保护,根本无法接近真实。 《我最后的秘密》:“百步街”7年的拍摄,终于修成正果,替他高兴,评价如此高。他的《夜行人》是我大二进报社做的第一个采访,当时他还是我的师兄,现在已经去同济当老师了,而“百步街”拍摄还在那之前。仅仅凭着这份坚持,就值得今天成功。人当耐得住寂寞,再记。一个时代的结束,总伴随着一大批人的没落,历史必然如此。只是,自那以后,中国再无贵族,以及贵族所代表的那种,优越、优雅、尊贵、知识、话语、独立人格。“也许换一个导演,他会对文革的经历更感兴趣。我对那些没有兴趣,也没把握。我更关注的是正在进行的,让我着迷的一个老人的真实的、当下的状态和对她生活的空间的把握。”师兄是一个质朴的人,在这个城市中,非常难得。“观众的点评就像电影节的奖励一下,可有可无。我不是一个善于学习的人,所以,有时候明知道不对,也改不了。就是改不了。”  

     

  • “系统锁定” - [【天下】]

    2008-0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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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晚上经人提醒,才发现自己的这篇日志消失了,查了一下,是被“系统锁定”。不知道为什么,但是很失望。我也没有指责谁,也没有说什么不该说的。所以,还是要贴。)

    从昨天下午两点到今天下午,我一直没有机会接触到网络。于是当我开了IE,看到死亡数据时,彻底懵了。坦白说,到现在还是很懵,不知道该怎么去感觉这样一场灾难。我现在还能回想起董事长在开学时在寝室里神神叨叨地谈论佛教算命大仙预测今天中国有大灾难的事情,当时我在旁边有些失语,对她们的煞有其事。

     

    我完完整整地看过钱钢的《唐山大地震》,看得非常非常难受。我的直觉告诉我,如果30年前的地震都不是无法预计,那么30年后的今天,绝不会毫无知觉,这是逻辑推理。此刻,我不愿意去指责,因为没有意义。在没有准确预报的情况下,这是一场博弈。他们只是做了他们认为对的抉择。

     

    现在,我最想问的只是:为什么,“各方面数据没有达标,所以不能报”的理由,可以那么得理直气壮。——不是我们不报,不是我们隐瞒,不是我们保守,是证据表明:地震证据不足。那些亡灵们应该怪,至少部分怪,自己生在了这样一个年代:一个科学的时代,一个只有数据才能被作为证据的时代。它使得我们不能再相信青蛙、不能再相信自然、不能再相信直觉,甚至不再相信人。

     

    这个国家,在这半年,不断地、一点一点地在暴露出自身的问题,30年经济的飞速发展,我们缺了什么?耗尽了什么?破坏了什么?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地区与地区的关系、国家与全球的关系,从雪灾、从zd、从阜阳、从地震里,慢慢地,都在显形,都在清算。这都是必然要暴露,只是在什么时刻、以怎样的方式,付多大的代价。而我们每个人,都必须从自身的关切,思考这些无法回避的问题。在这里,我不想说理论。我只是觉得悲哀,并且,必须清醒。

     

    一场场的生离死别。我们都已经是劫后余生。

    现在可以行动的,似乎只剩捐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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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爱无伤。大难兴邦。

    从马达里那里找来的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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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时刻,其他事都太无力。”。“救人要紧,其他的什么都别说。”

     

    灾难当前,仿佛所有不谈行动的,都该闭嘴,而不仅不行动还有空写评论思考些问题,根本就是冷漠。这是现在主流的逻辑,但在这种泛道德(原谅我借用这个本该形容我们自己的词)逻辑下,我看到的却是一种集体的失语。牛博失语了,除了三言两语没有任何内容的叫嚣;思维的乐趣失语了,除了一首诗;《南都》(《南都所有专栏作家的祈福》)终于有了一点精英的声音了,被网民骂脑残。

     

    我以为,知识分子,(中国是否已经形成,是另外一个需要探讨的问题,或者中国是否有公众知识分子,值得深究),首先不是用来奔赴第一线的,这是社会分工的必然。医疗队去救人、媒体去报道、民众捐款,知识分子呢?不思考毋宁死。是否需要亲身体验是个人的抉择,是否能够在灾难面前表达也是个人抉择,却都没有理由在道义的名义下,指责思考的人应当停止空谈。观点可以被反驳,决不能因道德感被压制。

     

    思与行不必然地纠结。

    行动的人不必有优越感,思考的人不必有负罪感。当社会的成熟度足够,当走过这张转型的混乱,我们完全可以,也应该各司其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