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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奕华:用文字与城市和解
2009-08-20

林奕华曾经逃离香港很多年,但最终还是带着更多地艺术激情回到了这座城市。他在大陆出版的这本书取名《等待香港:永远的香港人》,两个多少有些矛盾的表达泄露了他交织于香港这座城市的爱恨。等待,是戈多式的荒诞,物欲横流的香港持续地提供着他作为写作者和戏剧人的想象与创造;而背后“永远”两字才是真正的意旨,指向一个作者无法叛逃的空间:本质上,林奕华一个被香港文化浸淫透彻了的人,骨子里,脱不了这座城市的气息,无论他对它有多少地不满,所以在书的序中,他说,对香港,他是“恨”着的,但亦是“期待着”的。
林奕华常常觉得自己是在以一个局外人的角度在观察这个社会,在书中更是不遗余力地批评了诸如自我麻痹、得过且过、师奶文化等“劣根性”,但特异的是,即使在最强烈的批判处,林奕华依旧不至于占领一个“制高点”而具有某种超然的立场,比如像同为香港人的梁文道(当然这么说绝对是对梁先生的尊敬)。无论是道德抑或是文化上,文字抑或实践的批评于林奕华,更多的是似乎是作者窒息于香港文化、无法自拔后本能地抵触和反抗,而不至于有某种慷慨激昂、怒其不争甚或悲天悯人的情怀。这似乎更符合现代更多城市人的口味,毕竟,“出逃”不是谁都有的勇气,“彻底拒绝”的念头也多半虚妄,大部分时候,我们能做的只是同林奕华一般,通过文字、或者通过艺术,学着与消费的、物欲的、甚至异化的自己,和平相处。
(杂志稿,转载请告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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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之上,意识以下
2009-08-19
十一点送走朋友回寝,楼梯口偶遇一女生,名字记不得了,只知是去年辩论赛时连着两场的最佳辩手,口齿伶俐、字字珠矶,难得的还是谦和怡然,绝不咄咄逼人,给人印象极佳。既然彼此面熟,就停步聊了起来。问在忙些什么,答曰,实验刚回,关于单细胞生物的电激反应。据说整个脑功能所的暑假只有两个星期,其余时间大部分人都在实验室过,早出晚归。一人一间实验室、一台电脑,一套设备。羡慕不已。
对于脑功能的定量分析自然是非常感兴趣的,大部分是因为与自己的研究相关,尤其是人工智能这一块。五、六月的时候读了不少技术类文献,关于记忆与意识,可惜因为知识结构严重缺陷,只能跳过最繁复的、定量分析的部分,这事始终是心里的一块痛,甚至不知道是否有能力至少在必须的层面上补上起码的科学知识。这会儿触到兴奋点上,忍不住追问下去,关于生物学的进展、研究的命题等等。当然,大部分都是她自然而然地诉说:生命科学如何之刚刚起步,因为研究过于基础、碎片化而显得无力、无法抵达生命核心的问题等。一直觉得,但凡有心之人,面对强大的生命体和生命的意义这样的命题,无论在哪一个学科里、采取怎样的路径,时常地自我怀疑和自我反省总是难免的。姑娘说,实验室里总是有很多科学狂人,对心理学、社会科学严重轻视,完全的基因决定论者。我不得不暗自钦佩了一下胡塞尔们在现代科学刚现成熟之时的尖锐。她说,是,再怎么说人还总是人是吧,我们好像真的已经不把人当人了。听到这样的议论我稍稍讶异了一下:确实!有些问题不用人文学科批判,搞科学的人和我们心里一样清楚。只是谁都不愿意放弃自己的阵地。这是我们也是他们赖以生存和斗争的逻辑基础,学科之间的竞争本质是竞争而非合作的,这是现代学科建制的原罪。论交流之不可能性:这本身就是一大哲学命题。在任何层面和意义上。
彼此分享了一些心得体会,相谈甚欢。还约了下周去她们研究所参观,一个个实验室看过来,分子的、基因的、细胞的、行为的,说可以给我推荐一些最好的生物科普书,也让我给她推荐些科学哲学的书。当然乐意之极。她说她对人文的人对科学有兴趣感到开心。在这点上,我只能感慨,现代科学的发展让学科学的人怀有的傲慢远大于我们学习人文之人。当然,也可能只是出于我们自己的不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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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e-bye, american pie
2009-0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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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逸。就算哪里也抵达不了
2009-08-09
此刻在闷热的午后我想起了昨夜给M写的邮件,狂热的、焦躁的文字和开阔、奔放的论调。仿佛很长时间这种情绪隐匿在身体的某处,因为受到激励而终于得以大口呼吸,有如压缩气体迅速膨胀、充斥,带着整一个自己像前冲刺,单向的、好的、积极的。直到上午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读完《斯普特尼克恋人》。在那个短暂的、迷幻的、混沌的阅读时空里,世界连同生命突然以另一种方式辽阔起来,不是天地辽阔的那种辽阔、在一个空间中的,而是面向未知、深邃、刺激的开阔,通向另一个神秘世界的开阔,知觉以外,彼岸的、另一维的。宏大的话语让我差点遗忘了我对那个隐秘空间的迷恋,或莫如说我差点淡忘了我原初对它迷恋的方式:唯有希冀两个世界或多个世界交合的瞬间,随意打开一扇门,时间颠倒、纵横交错、分崩离析,世界以另一种诡秘的方式无限铺陈。而彼时的我是也不再是此刻的我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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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家的时候一般晚上不喝咖啡,抵不住失眠的长夜。不是心如止水之人,也不必强行地自我修行。除非偶尔抵不住诱惑,被存成画面刻在印象里的咖啡香小小地勾引。比如昨晚,在睡了两个小时的午觉的临睡前泡一杯浓得发苦的咖啡,毫无悬念地清醒大半夜。
失眠可以分为两种。有防备的,和无防备的。两者的共同点都是,在清醒着的任何一分钟里,都相信这整一夜都是绝没可能再睡着了。笃信到不给自己留一丝希望,只好逼自己以各种可能的方式面对黑暗里绵延的时间。所以每次早晨醒来的时候总是意外:昨晚那样竟然还能睡着了?怎么睡着的?稍稍地纠结一下自己到底是在想哪个问题的时候昏睡过去了。但基本是想不起来的。那一刻必定存在于思维和记忆的时间差里,存于黑洞中。
无防备的失眠总是痛苦,因为没给自己找选题的余地,一秒钟接一秒钟涌上来的可能都是不愿去想的事情,过去的、现在的、将来的,不同的时空里面目可憎的自己在黑暗里彼此交错、重叠,绝无躲避的可能,撞上来就是鲜血淋漓。我非单纯,知道自己的症结。上两个礼拜的一天夜里,毫无防备的失眠到深夜两点,头痛欲裂。想找人说话,不知道找谁,其实也不知道说什么,是那种彻心彻肺的孤独,面对自己的,亦是人群中的。激愤之下开机把博客、校内、饭否全部隐藏或者注销。逻辑是:既然如此多的交流工具都无法使我在需要诉说的时候得到安慰,留之何用。典型的疲倦的生理作用下极端地自我膨胀和自我贬低。由形而下至形而上。
我后来尝试和某君诉说此事,某君是那样一种人,他唯独在阐释自己的时候是鲜活而生动的。所以关于他那时如何回应我的我现在基本想不起来,只记得他说的一句:我有时夜里孤独地在床上打滚。我是一个极容易有画面感的人,仅此一句构成的诸多意象就让我彻底平衡了那一夜自己的怨妇情绪,而突然地朝气蓬勃起来。叔本华说,痛苦的人最幸福的时刻是知道自己的痛苦不是自己独有的。
有防备的失眠如昨晚,那是预料之中。我有从容的时间去准备失眠这件事。甚至可以为失眠的夜找一些备选的活动。比如思考一些主观上愿意思考的问题,形而上的问题,唯此类问题才可以应和夜的无形。今日下午导师大人面见诸位同门,说到学妹的论文方向,导师对学妹说:现在你先别说法兰克福或是罗兰巴特,你告诉我,在你到现在为止的人生中,有什么事情是让你真正悲伤的,或者有什么事情是让你真正喜悦的?——是学术,亦是人生。在我周期性经历的有防备的失眠里,这几乎是我恒久思考的命题。我为什么而悲伤,又为什么而幸福?我必须得承认,答案经常地改变。凡人多欲,俗人无常。但最近相当长地时间里,这两个问题的答案似乎越来越坚固了,像被层层冲洗过后最后留在沙滩上的石碑,连上面刻的字都依稀可辨起来。于是想,滤去的其他,或许只是一个又一个沙雕,虽美毕竟虚幻。
自从有了66后,有防备失眠的夜里,多了另一件可做之事,那就是:读书。当然不独是夜里,66帮助我打发了很多旅途的困顿和疲劳。
昨夜到今晨读了梁文道先生的《我执》,几乎是我这两个月读过最动人的文字。忍不住消息大胡,说:《我执》的文道先生,确比《常识》里的公共知识分子可爱太多。那是一个因为悲悯自己,而悲悯世界的男人,每一处落寞里都显出坦荡和真诚。那不是愣头青年的真诚,因为无所畏惧,所以无需遮掩,而是悲喜过后的一个抉择,非要区分的话,应当是authentic,不是sincerity。支撑起一个不空洞/不虚伪的空间,他有罗兰·巴特、有卡尔维诺、有奥维德、有德里达,有苏珊桑塔格,有无数超越个人痛苦以外的更广阔的对于人类命运的承载。其实常常我们无法排遣痛苦,只是因为我们眼里看到的只有那个痛苦中挣扎的我们自己。
书的后一半不如前一半好,它的悲悯的对象已经不是自己,虽然他关照的还是世界。
读《我执》的前后。最近的两个星期里,我时常会回想起和T先生的几次争论或用争执。我几乎怀着忏悔地心想要写信道歉自己的冷静和麻木不仁,关于倾听和理解,关于我一直的不屑。事情其实是这样的:原来,常常我都以为自己在倾听,但其实那个倾听着的只是我被我进行过割裂后的一个部分,是我的经验不在场的部分。常常,我在倾听倾诉的以前,已经把自己割裂了,派遣那个我的她者至他的面前做出了倾听的姿态。那个她者仿佛与我自身的经验无关,与我自己的痛苦无关,与我自己的孤独无关,甚至与我的喜悦无关。她只是作为不具有我的经验的一个替身,出现在愿意诉说的人的面前,所以她总是骄傲的、冷漠的、自以为是的。但她不是我,至少不是完整的我,因为完整我一样在经验孤独、经历抉择、经受选择,而她不是。当我变得不再是那个统一的我,我自身的体验于是便无法帮助我抵达另一个人的内心,甚至无法抵达他的言语所及。我以为我理解了,但其实任何人都无法不借助自身体验而理解他人。
在和T争执过以后,我一次问马达。不经过理解的宽容是什么?马达说:是保持本能的谦卑。我很接受这个解释,因为一部分的我的本性里缺少谦卑这样一种品质。但现在我更倾向于把那个骄傲的我理解为被我自己他者化的自己的存在。万幸,我似乎终于认识到了她的存在,于是我开始思考她从哪里来,她究竟对我做了些什么。
阅读真是一件让人明事理的事。这无异于一句废话,但恐怕很多人都忘记了。似乎我还没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