乍暖还寒

        下午坐在空气沉闷的图书馆里读《去中国的小船》的时候，又有那么一瞬间心疼起那额外交出的一大笔钱来。否则此时我或许已经离开这个城市，找一个随便什么地方住下了吧。也许在和小旅馆的老板娘随意地聊聊天，舒服舒服地洗个热水澡，看看小说，爬爬山什么的，兴许也会遇上什么有意思的人，突然向你聊起从来没对别人说过却至关重要的事，像村上笔下那个“我”总是会遇到的一样。这么说起来的时候，突然觉得村上笔下的老板娘也好、小旅店也好，总好像透着很浓的故事味，亲近的，活生生的，略显沧桑却风韵犹存。同样的镜头里突然切换成中国大婶的脸，还真是有些难以想象。中国莫不是那么直白而不浪漫的一个国家吗？

图书馆的闷从心底里当然是喜欢的，是停滞了的时间被充斥进无数内容的感觉。坐在层高很高的阅览室里发呆想事看书，像被丢弃在时间停滞的当口，溢出日常以外。最近一本接一本地读小说，尽是颠三倒四、突然跳转到另一个时空的情节。所以有时傍晚从图书馆大门走下高高的台阶，会突然感觉像是那个停滞的时间又重新流动起来，隆隆向前，自己回到正轨。

读完了《启迪》，看本雅明看得更真切了。最近开始读一本Digital Practices的书，就导论而言，还是相当不错，只是进展比较慢，读着读着又开始读小说了。

突然觉得，有一天尝试写小说也未尝不可。高中毕业以后第一次有这样的想法。想起某日与某君讨论工具的问题。归根到底，小说也好，散文也好，书写也好，理论也好，都只是一个假设，一个暂定，像迷宫中无数出口的一个，在某种意义上，都是被孤独一词切下的我们自身。找一种方式重新与世界发生勾连，于我，只能是语词。(或者也许影像?)           

一切对我来说都成了寓言。

——波德莱尔《天鹅》 

     在波德莱尔眼里，19世纪的巴黎是他抒情诗的最佳注脚，藉由它们，他的诗得以超越地方民谣而抵达任何一座现代城市的本质。这位浪漫的象征主义诗人曾经将最为敏锐的目光投向阵痛着的巴黎城，带着他游荡者旁观的清醒，寓言了一个时代嬗变的到来。曹斐自己曾说，她亦是作为一个旁观者来观察这个世界的：习惯用摄像机记录世界的她，从年轻时旁观父亲的宏大叙事，到后来旁观大学时代同龄人的生活，再到近几年旁观着Second Life（“第二人生”）中全球“居民”的言语行为，每一次空间转变背后蕴含的意义的变革，都让身处其中的曹斐深受震动。

    似乎，每到一个变革的时代，人类都需要一种更新的艺术形式来回应不确定性带来的兴奋与焦虑，同时重新确立艺术自身的审美与理想：19世纪，诗人波德莱尔必须回应的是瞬间林立而起的拱廊和街垒，20世纪，凯文林奇在波士顿、泽西城、洛杉矶的建筑林立中寻找当时的城市意象，而21世纪的当下，艺术家曹斐必须回应的，则是一种叫做“虚拟现实”的现代技术。前者两者象征着工业时代的兴起与发展，而后者，则在预言着工业时代的没落的同时，宣布了后工业时代的全面开启。表达这种转变及其背后的意义，既是艺术家的敏锐，亦是艺术家的使命。某种意义上说，曹斐比波德莱尔幸运得多，拱廊和街垒从未赋予波德莱尔们以参与巴黎城改造的能力，刻薄的本雅明为此甚至不惜将“拾荒者”的名号赠予他们；而掌握了电子技术的曹斐们，却可以凭着自己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就在一个叫Second Life的虚拟世界中，建起一座名叫RMB City的虚拟之城，通过它，重新表达和建构一座她想要的中国城，并且在可见的将来它还将吸引更多国内甚至全世界的居民“入住”其中，参与它的建构。  

    在一个视觉生存的世界中，想象力第一次作为一种形式化生存的基础被确立，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环境的关系，从一种必须经验的关系变成一种形式化的、应然的，传统和历史经验已经不必然地为虚拟生存提供任何有价值的东西，而只有想象提供动力的人类自身的欲望和激情才是最有价值的东西。曹斐用艺术家的洞察力深刻地把握了这一点。曹斐曾经说，“我个人是不在乎媒介的，我觉得是抓住了一种当代人的新的方式。”，所谓“当代人的新的方式”，其本质，依旧是一个电子媒介所营造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中，可能的即现实的，生存只是一种瞬间的体验，曹斐的工作就是要将人们竭力带到她所创作的现场中去，去亲身体验介入到虚拟环境中的感受。  

     然而，媒介总是使人自恋和麻木。在电子媒介所营造的环境中，人类似乎比以往更容易习惯面对种种绝非日常的景象，并且对在这种非常态背后所发生的事件更加地无动于衷。视觉生存特有的悖论是，它极容易激起人的兴奋，同时又极容易让人感到厌倦。在虚拟的世界中，人们贪新婺奇，却仅止为了从这一新奇重新跳到另一种新奇上去——这种看之操心，不是为了把握，不是为了有所知的在真相中存在，而只是为了能放纵自己于一个并非坦诚的世界。RMB CITY作为一种艺术形式，是否能够有能力回应此这种悖论，此刻的我们似乎无法要求一个回答。但或许，它首先会如此问我们：当资本的车轮已经轰隆隆地开进虚拟世界的时候，我们是否还有抵抗的余地？ 

(杂志稿，转载请告知，photos from: http://www.alternativearchive.com/caofei/)

    “中国.翠西（China Tracy）愿那些无畏的、已和他们目前所见一样猛烈的访客不迷失方向，找到偏僻的险路，穿过这个未知的城市。”

—— RMB Ciyt“人民城寨”开幕词

2009年3月，刚过三十的曹斐当上了妈妈，像每一个刚刚经历新生的骄傲的母亲一样，她在自己的博客上贴了许多宝贝儿子从出生到满月甚至注射疫苗时拍的“靓照”，一同贴出的还有一组三十年前曹斐的妈妈和刚刚出生的小曹斐的合影，两相映衬，让人顿生一种生命延续的纵深感和喜悦感。与之有意无意形成对比的，却是她博客上贴的许多RMB CITY(“人民城寨”)的截图：同样是曹斐自己“造物”，城寨里的人物个个年轻貌美，女士靓丽，男生英俊，仿佛没有年龄，亦没有历史与记忆。两种生命状态并存、两种生存方式交织，却各有各的动人之处。

制作这个RMB CITY的是曹斐和她的团队们，除了曹斐，还有来自香港的几位艺术家与技术人员。他们在由美国林登实验室(Linden Lab)创建的全球最大的虚拟世界平台Second Life(“第二人生”)上搭建了一个反映中国当代社会形态和艺术实践的虚拟空间，命名为“RMB City”。在这个虚拟的城市中，中国当代文化碎片被缝合成独特的景象：悬浮的熊猫，纪念碑上的巨型自行车轮，蜿蜒于空中的流水，锈蚀的鸟巢，在孤寂里划弧的公交车等等。在曹斐看来，人民城寨是一个浓缩了几乎所有中国当代城市特征的虚拟城市，它是一系列高度自相矛盾的、相互整合的、充满揶揄与质疑的、同时散布极度娱乐和政治意识的新中国画境。同时，因为被置于一个全球化背景中，我们很容易在数字化的海洋中驰骋，经由虚拟现实技术而在民族与民族疆界中穿梭。

在印第安纳州立大学教授Edward Castronova看来，人类从现实世界向虚拟世界的移民是一个不可扭转的趋势。Second Life之所以区别于其他的在线游戏，是因为这个世界中所有的一切空间及行为都由被称为“居民”(而非“用户”)的人自己创造。曹斐曾说，建立这个想象中的城市的初衷是因为Second Life中，没有我们中国人熟悉的场所，在一个指向全球的虚拟世界中，没有自己的空间，便意味着没有空间的记忆与集体认同。曹斐在Second life中为自己取名“China”，可见她多多少少是有意识地以一个中国艺术家的身份去参与这个游戏，因此，建一座中国城，在她而言，就难免有些艺术家的责任感在其中。她试图回应这样的问题：在世界全部Online了之后，我们怎么选择我们的形象？我们凭什么确定我们是中国人？曹斐和她的团队在实践过程中想要讨论的是虚拟世界内有关身份的模糊性，包括对数字时代的伦理，对超国族的认识，对虚拟实在的理解等等。

当然，如果最后RMB CITY真的要跨越真实和虚拟界限，还需要超越艺术家个人的实践发生。据说，建成后的城市，会拥有公共区域和部分制度，机构和参观者同时成为RMB城市的有机部分，参与再次表达和塑造城市。正如曹斐在宣言中的表达，虚拟和现实互为别处──RMB是一个镜城，同时也是虚实不分的城市，一个属于“我们”的世界。整个RMB City项目，从建设到运作，是艺术家基于虚拟世界的复杂社会实践。作品最珍贵的，将会是RMB CITY团队今后提供的相关记录和衍生作品。 不管我们承认不承认，一个蓬勃旺盛的城市形态正在虚拟世界中兴起，RMB CITY以它的本能式的敏感，表达着这个时代最生动的景观。

                                                                                               (杂志稿，转载请告知)

林奕华曾经逃离香港很多年，但最终还是带着更多地艺术激情回到了这座城市。他在大陆出版的这本书取名《等待香港：永远的香港人》，两个多少有些矛盾的表达泄露了他交织于香港这座城市的爱恨。等待，是戈多式的荒诞，物欲横流的香港持续地提供着他作为写作者和戏剧人的想象与创造；而背后“永远”两字才是真正的意旨，指向一个作者无法叛逃的空间：本质上，林奕华一个被香港文化浸淫透彻了的人，骨子里，脱不了这座城市的气息，无论他对它有多少地不满，所以在书的序中，他说，对香港，他是“恨”着的，但亦是“期待着”的。

林奕华常常觉得自己是在以一个局外人的角度在观察这个社会，在书中更是不遗余力地批评了诸如自我麻痹、得过且过、师奶文化等“劣根性”，但特异的是，即使在最强烈的批判处，林奕华依旧不至于占领一个“制高点”而具有某种超然的立场，比如像同为香港人的梁文道（当然这么说绝对是对梁先生的尊敬）。无论是道德抑或是文化上，文字抑或实践的批评于林奕华，更多的是似乎是作者窒息于香港文化、无法自拔后本能地抵触和反抗，而不至于有某种慷慨激昂、怒其不争甚或悲天悯人的情怀。这似乎更符合现代更多城市人的口味，毕竟，“出逃”不是谁都有的勇气，“彻底拒绝”的念头也多半虚妄，大部分时候，我们能做的只是同林奕华一般，通过文字、或者通过艺术，学着与消费的、物欲的、甚至异化的自己，和平相处。

(杂志稿，转载请告知)

十一点送走朋友回寝，楼梯口偶遇一女生，名字记不得了，只知是去年辩论赛时连着两场的最佳辩手，口齿伶俐、字字珠矶，难得的还是谦和怡然，绝不咄咄逼人，给人印象极佳。既然彼此面熟，就停步聊了起来。问在忙些什么，答曰，实验刚回，关于单细胞生物的电激反应。据说整个脑功能所的暑假只有两个星期，其余时间大部分人都在实验室过，早出晚归。一人一间实验室、一台电脑，一套设备。羡慕不已。

对于脑功能的定量分析自然是非常感兴趣的，大部分是因为与自己的研究相关，尤其是人工智能这一块。五、六月的时候读了不少技术类文献，关于记忆与意识，可惜因为知识结构严重缺陷，只能跳过最繁复的、定量分析的部分，这事始终是心里的一块痛，甚至不知道是否有能力至少在必须的层面上补上起码的科学知识。这会儿触到兴奋点上，忍不住追问下去，关于生物学的进展、研究的命题等等。当然，大部分都是她自然而然地诉说：生命科学如何之刚刚起步，因为研究过于基础、碎片化而显得无力、无法抵达生命核心的问题等。一直觉得，但凡有心之人，面对强大的生命体和生命的意义这样的命题，无论在哪一个学科里、采取怎样的路径，时常地自我怀疑和自我反省总是难免的。姑娘说，实验室里总是有很多科学狂人，对心理学、社会科学严重轻视，完全的基因决定论者。我不得不暗自钦佩了一下胡塞尔们在现代科学刚现成熟之时的尖锐。她说，是，再怎么说人还总是人是吧，我们好像真的已经不把人当人了。听到这样的议论我稍稍讶异了一下：确实！有些问题不用人文学科批判，搞科学的人和我们心里一样清楚。只是谁都不愿意放弃自己的阵地。这是我们也是他们赖以生存和斗争的逻辑基础，学科之间的竞争本质是竞争而非合作的，这是现代学科建制的原罪。论交流之不可能性：这本身就是一大哲学命题。在任何层面和意义上。

彼此分享了一些心得体会，相谈甚欢。还约了下周去她们研究所参观，一个个实验室看过来，分子的、基因的、细胞的、行为的，说可以给我推荐一些最好的生物科普书，也让我给她推荐些科学哲学的书。当然乐意之极。她说她对人文的人对科学有兴趣感到开心。在这点上，我只能感慨，现代科学的发展让学科学的人怀有的傲慢远大于我们学习人文之人。当然，也可能只是出于我们自己的不自信。